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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教授中国潜能不可低估政府手中财富足够强

发布时间:2021-01-21 14:25:49 阅读: 来源:滴瓶厂家

复旦教授:中国潜能不可低估 政府手中财富足够强

经历了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还能持续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如何看待放低经济增速的论调?新一届政府是否会启动新一轮的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又该如何转型?带着诸多疑问,我们专访了张军教授。  张军是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其是业界学者中的“乐观派”,一直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趋势抱有信心。  中国经济的减速趋势将持续  《21世纪》:政府调低了经济增速,有声音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黄金期结束,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军:确实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减速趋势还没有得到扭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信贷数据也显示,贷款的增加也不尽人意,仅为6670多亿人民币,比4月还是减少了1200亿元之多。  此外,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回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回落就更快了。在正常年份,工业增加值平均每年保持25%的增长率,而2010-2012年的增长率则下降到了不足10%。今年第一季度更是只有7.8%。这无疑是导致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因为在中国的GDP中,工业增加值占了几乎一半。  《21世纪》:是否可以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回落是造成如今经济持续减速的主要原因?  张军:如果允许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再次回到25%或更高的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势头就可以迅速得到制止和扭转。  毕竟,2008年在“四万亿刺激计划”下扩张起来的产能,包括迅速积累的房地产和其它资产的规模与泡沫,绝大多数是唾手可得的。  所以,一旦中央政府再次启动新一轮的刺激计划,这些产能就会迅速被利用起来,将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再次推高到9%,的确也不是一件多难的事。  《21世纪》:那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是否会再次启动新一轮的促增长计划呢?  张军:坦诚地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也不是没有答案。我的答案是,这要看李总理在未来几年里能容忍的最低增长率是多少了,是7.8%,7.5%还是7%?  的确,尽管中国经济放缓的局面没有明显的改观迹象,但今年“两会”以来李总理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并没有就改变宏观经济政策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这难免让外界倾向于相信李总理在未来几个月里改变现有经济政策的概率几乎为零。  有的经济分析师甚至从李总理最近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几次讲话中判断,李克强能容忍的最低增长率已经从7.5%下降到了7%。  《21世纪》:从哪里的迹象可以看出新一届政府对于经济增速的容忍度?  张军:习近平在与奥巴马会面时说,我们其实是可以让经济增长得更快的,但是我们把增长目标调低了,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压低增长率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  习近平的这段话直截了当,不仅道出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当前经济减速的最明确的看法,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对经济的放缓趋势至今保持沉默和不断的容忍。  我相信李总理支持这样的看法,如果2008年以来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下形成的膨胀的产能和扭曲的结构得不到真正的压缩和矫正,接下来的信贷放松就会迅速再利用起它们。看上去,虽然经济增速短期内会加快,但肯定并不利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21世纪》: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政府现在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  张军:李总理的策略似乎应该是,要让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再回到2008年之前,继续开启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窗口,就需要痛苦地清算过去5年投资扩张的遗产,去压缩那些阻碍结构调整的产能和矫正被扭曲的投资结构。  要做到这些,中央政府必须能够容忍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维持偏紧的宏观政策基本不变,从而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持续增压,让他们别无选择,唯有寻找新的增长源泉和增长方式方能实现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21世纪》:业界不少人士认为,中国政府是不能容忍经济增长低于8%的,而今天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持续在8%之下运行,这届政府似乎按兵不动?  张军:一个解释当然是,与2010年前相比,在总量上,今天中国的就业压力已经大大缓解。这可以从最低工资普遍上涨的事实中得到佐证。如果中国今天面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那种失业冲击和就业压力的话,现在经济的持续放缓就会让政府十分被动。而且真是那样的话,想必政府早已出手挽回局面了。  在当前面对外部冲击和内部压力的节骨眼上,出现工资上涨和就业压力的缓解这一趋势对打造李克强总理的所谓中国经济升级版其实相当有利,这该是幸运。  如果真能稳住了这个局面,并能积极布局和推进中长期的全面改革方案,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中国经济未来巨大增长潜力的实现保持乐观。  中国经济增长潜能不可低估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现代化需要多长时间?中国经济是否会处于长期减速阶段?  张军:中国经济的结构现代化尚需时日。我推算,经济结构变动推动中国的生产率增长的势头将持续至少20年。  原因有两点, 第一,农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至今依然偏大,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空间依然巨大;第二,中国的城市化率去年刚达到51%,未来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需要提高20个百分点,这还需要20年。  且如今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只相当于美国的20%。换句话,我们不应低估中国经济向发达国家靠拢的潜能。所以,中国经济进入长期的减速阶段应该尚需时日。  《21世纪》:我们应怎样期待和关注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措施?  张军:如果拒绝改革,没有哪种“最优”经济体制可以保证经济长期发展。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改革体制需要政府权力和财力压倒一切利益集团,才能坚持长期的目标政策,并确保改革取得成功。  中国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公共部门、收入分配、土地所有制、户籍制度和金融部门等关键领域的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显然,今天的改革比中国刚开始经济转型时难度更大。比方说只占公司总数2%的国有企业目前却拥有企业总资产的40%,国企的政策影响力也因此十分巨大。但中国似乎不太可能走俄罗斯走过的道路。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手中累积的财富可以令其改革能力大幅增强。  30年来,体制灵活性一直是中国经济转轨和快速成长的关键,重要的是政府需要继续保持决策独立而不受外界因素干扰。简言之,政府必须确保体制从长远看能够保持开放,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落实新一轮意义深远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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